二二八的六個最基本問題        【楊渡】

二七部隊 突擊隊長的現場經驗

二二八的當事人、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台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二二八一直是國民黨和外省人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只能在躺那裡。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幾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吧。

偶然的時間、地點與 巨大的不滿能量結合

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污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二月二十七日?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種保鑣、弟兄。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要知道,像這樣的事,台灣有許多地方在發生,為什麼它會引爆全台?

根據現場見證者、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周青的說法,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布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攻占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中共地下黨人 在全台各地參與 群眾行動的情況

第三個問題:各地的群眾都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

要知道,一個群眾要走出來,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在光復初期,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不言可喻。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顏色」,就可以想見。

這就涉及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好好加以運用。只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只說是「奸黨叛亂」未公布真相;共產黨為隱藏台灣地下黨的機密,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以「台灣人民起義」這種最簡單的說詞,寧可不承認二二八的反抗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只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只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分。根據戴國煇教授的研究,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分: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里,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志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志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面有朴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志明部隊,在越南打游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游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游擊隊解散,全面潛入地下。

陳儀的外甥 丁名楠保護曾文區

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只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哪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

這時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只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只是想保護你們啊!」

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

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只有處理委員會,因內部混亂,意見紛歧,不知軍事鎮壓之可怕,因此死傷慘重。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混淆

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這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布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們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他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曾參與二二八,因為二二八而走向紅色革命,最後死於白色恐怖,以至於最後,所有的死難者都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一個巨大的符號。

木瓜樹下 槍決的外省人

而這並不包括隨國民政府來台而遭到逮捕槍決的外省人,他們無親無故,在台灣死去,連屍首都無法尋找。一個大陸來台的退伍軍官曾說過,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南部軍區,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的結滿纍纍的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纍纍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那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反共肅共的恐怖時代。

不甘心的知識分子 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第五個問題:二二八作為一場反抗運動,什麼時候結束?結束於鎮壓嗎?被強大武力所鎮壓下去的知識分子、老百姓,會甘心嗎?別忘了,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不甘心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沉默不行動?

二二八,作為一場暴動事件,雖然結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鎮壓,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動並未結束,而是延續下去的。它成為另一場「長期革命」,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變成整體內戰的一環。

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歷史及其影響的解釋,它更符合歷史真實。否則,全台灣暴動的大事件,一鎮壓就結束得乾乾淨淨,平平靜靜,可能嗎?被壓迫的台灣人會如此甘心嗎?把二二八視為結束於鎮壓,其實是不了解對當年青春熱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後覺醒,延續其精神,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更應從戰爭、殖民的大歷史中 尋找衝突的答案

第六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哪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

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只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種面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除了以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作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中國大陸各地有多少民變,也是如此的鎮壓,如此的殺伐。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這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的人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讓我們從頭學習、研究二二八,讓我們用更真誠的心互相了解吧。

如果二二八能夠給台灣更多,那應是教給我們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2006/02/28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