夥伴教師-游常山

 

 

 

 

 

鄉關何處

在星期天起了個早,再度捧起了余秋雨的「山居筆記」,讀完了一篇「鄉關何處」,立刻給在台北的萍兒打了個電話,說明可能無法返台參加畢業二十年的同學會,接著又撥了電話給住內湖的大姊,問清楚板橋家何時會拆。一恍眼今年已是我在芝加哥居住的第十三年,向來每隔一年都會回板橋家,和母親撒撒嬌,和姊妹們聊天,拜訪老同學、老朋友,更不忘逛書店和服飾店,到假期結束時提一箱精神糧食加美麗合身的時裝上飛機。在飛機上總遺憾細數著此番沒去回味品嚐的吃食,沒見著的朋友,沒空去的地方。去年返台與同窗訂下今年之約,不想先有SARS肆虐,現又有俗務纏身,竟然無法赴約。因讀了余文,又惦念起親朋,關心曾居住二十年的老家未來的命運。

以前在台灣填寫籍貫,填的是「福建閩清」。而閩清是父親口中的鄉音,是父親和同鄉聊天時說的故鄉。父親過世後幾年,表姨丈〈他是父親的同鄉〉赴大陸探親帶來了我們素未謀面的叔公的一封信,這才使我們和父親提過的親人們有了一點聯繫,我則於此後不久赴美。幾年的書信往來,叔公在重修族譜後,給我們寄來了一本,我在返台期間翻閱,在父親的名字下列著母親和我們五個姊弟妹的名字。然而這個家鄉我們六個人都沒去過,在叔公過世堂叔來信告知後,便沒再聯繫。閩清是我們紙上的家鄉。

母親是在台北縣的鄉下出生長大的,在小學二年級才開始學國語。我出生時,我們是在板橋租屋而居,我牙牙學語時,學的是母親、外婆、房東講的閩南語,據說父親當時也是入境隨俗的口操閩清口音的閩南語。我們在父親配到公家宿舍後,搬到一個「籍貫」有大陸各省的人的村子,於是我在南腔北調的鄰居孩子中,立即改說大家都能溝通的國語,家人間的交談也自然而然的換成了國語。閩南語是父親上班時母親和鄰居太太們聊天的語言,是和不會說國語的外婆講的話。上學後的我們一直努力學習標準國語,我改掉了從父母那兒學來有口音的國語,甚至成為班上演講比賽的代表。我仍看閩南語電視劇,尤其愛看歌仔戲,但是缺乏練習的閩南語,是阿姨們開玩笑的標的。

大學是在台南唸的,新生報到完開學後,陪我南下的母親返回板橋,我第一次自己上街買日用品,五金行的老伯聽不懂我的閩南語,轉身叫他的孫兒用國語問我到底要什麼。台南同學根本嘲笑台北來的同學沒有一個能說純正的閩南語,還說要為我們辦台語演講比賽。如果舉辦的話,我相信那一定會是一場趣味橫生的比賽。

畢業後在台北工作,最恨上下班時段交通的擁塞,住板橋一定要在台北車站轉車,而每逢選舉期間,那裡更是行不得也。我有時真怕我的這一口爛台語,行經是非之地,會為我惹來禍事。我從台南回來,自認有鄉土氣,然而鄉土氣比不上會操流利閩南語的「本土」,很容易便會被劃入「半山」或「外省人第二代」。另方面在職場上,「本土學位」比不上洋學位;股票指數直往上衝,認真工作的比不上上班聽股票行情的賺得多。在這樣人心浮動,是非標準模糊的時代,不如捲起行囊,也去灌灌洋墨水,去尋求一個較寬廣的視野。

我在台灣政治變化急劇時來到當時冰天雪地的芝加哥,繁重的課業、不熟悉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簡化到只有上課、作作業、採買三餐、作簡單餐食餵飽自己,週末看中國同學會向辦事處借來放的國片。七月四日看美國國慶煙火、夏天去芝城逛些當地辦的活動。匆匆之間就完成了出國前設下的學業目標,甚至忘了為自己報名參加畢業典禮〈需要在截止日前繳費租畢業禮袍和帽子〉。我在畢業典禮那天,望著校園裡開得燦爛的鮮花,想要為自己留下一個紀念,攔下一個從典禮出來的台灣同學,央借她脫下尚未歸還的袍服,在陽光下留下我的「畢業」照。畢業證書當然是拿到了,我茫然的不知該走向何處。我沒有早期留學生想盡辦法要留下來的想頭,但我也不覺得一個學位就是我對自己的交代。此時歸去,若問我美國民情風俗,我恍然不知,若問我其國力因何而強,我更不知從何答起,問我學了些什麼,說實在知識上有限的很,只能算一段小小的人生試煉罷了。也是運氣,在一片經濟不景氣聲中,我居然接到了錄用通知,要我報到的那一天,原是我返台機票離芝城的日期,我就抱著留下來實習的心理待了下來。

我們在海外在眾人之中,總很快的可以認出鄉音,不管是台灣的「標準國語」也好,閩南語也好,「台灣國語」也好,用語熟悉、語調熟悉。大陸人來美的頭一兩年,從其穿著打扮,即可認出;來的久的,只要他開口說話,不論是英語、普通話,也不難由口音分辨他從海峽對岸來。文化在每個人的生活裡,在浸潤十年、二十年:::後,很難消除。我曾在一個台灣學生辦的舞會裡,碰到一群大陸來的學生,他們和我交談,我便刻意的捲舌、拉長三聲字音,久了不經意流出台灣女孩喜歡說的「對呀」,他們才赫然發現我是台胞,還評了句「你普通話說的挺不錯的」。又一次在一個台灣女學生家的聚會中,和一位學生物的女孩聊的投機,便興高采烈的問她從台灣哪裡來,不想她竟是個杭州姑娘。我說她的國語和台北人的極其相似,她淡淡答了一句:「大概都是南方口音吧!」不過我還是很疑惑,因那口音不像我碰過的上海人的,也不像廣州人的。

接觸大陸人多了之後,深深可以了解到彼岸對人民思想控制的嚴密。譬如六四,老師在課堂上偶提及,大陸同學居然說我們在電視上看到西方記者拍的影片都不是真的。難道記者用好萊塢特技拍的嗎?還有一個蘭州大學教授的女兒,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基督教後,決定受洗正式成為基督徒,她在受洗時說因為她在基督徒身上看到了完美共產黨員的形象,才決定受洗的。從一些生活的瑣細裡,我們可以看見人的自由獨立判斷能力,不是那麼容易培養的。

我常告訴朋友我是個中文文字癡,在這個處處要用英文的環境裡,我總要從中文書裡得到我靈魂的安慰,我必須從其中得到我生活的養分,而且必須是繁體字,因為很多簡體字失掉了原字的美感。第一次見從瀋陽來的人寫下他從「沈」陽來,我還說他寫別字呢。更不用說我看到他們貼海報辦「午」會時,訝異其「文化水平」為何如此之低。等到我明白那是他們簡體字系統的正確寫法時,真真是無法茍同,無法茍同啊!接著又發現從前學的中國地理,根本都是政府撤台前的資料,覺得很是荒謬。唸的中國史,兩岸說法更有很大的不同,畢竟台灣不論是現在或是以前,一直是比大陸開放的社會,可信度還是高的多。所以在海外看兩岸的交流,很多時候覺得驚心動魄,雖都口操以北京官話演化來的語言,皮相差異不多,骨子裡差異卻必然很多。但是讀余文為何還是有很大的共鳴呢?因為他的文章觸到了人性的共通面,再加上其知識領域涉獵廣、遊歷多,跨過了差異的樊籬,更何況我們的祖先本出於同源。

在美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種族膚色的人,用其本身不同的技藝知識,為自己打造未來,也促成了整個美國的進步與發展。她﹝美國﹞一直努力成為一個可以容納、融合的國度。而我的家鄉呢?那個有我無數成長記憶的地方,難道要加深區隔嗎?我們總是在每日的匆匆中,不忘時而凝眸回望,煙波江上那讓我們魂牽夢縈的島嶼,是否總是使人愁?

 

 

 

 

 

四大名師  律師篇

專業律師的出路

 

律師變成辛苦行業?

這似乎是很難想像的事。過去,自解嚴十七年來,在台灣,凡是不擅長理工、數字的人,又想找一份社會地位高、平均所得高的工作,二十二歲(服兵役的男生是二十四歲)大學畢業後就能直接報考法官、律師的法律系,一直是高中文組畢業生的大熱門。

而且,從升大學的排名來看,十多年來,台大法律系一直都是聯考社會、文科的第一志願。

當時,即使是毫無經驗的新科律師,「月薪都沒有低於五萬元的,」剛從美國哈佛、紐約兩大名校攻得兩個法學碩士的萬國法律事務所初級合夥律師范曉玲說。

現在,隨著台灣的律師人數激增,加上過去四年的景氣蕭條,「很多剛拿到律師資格的,都找不到律師事務所給他們實習,」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謝穎青觀察。

即使找得到,很多事務所對新進律師的起薪壓低到三萬元,新律師的地位幾乎和從前的法務助理差不多。

影響所及,很多剛拿到牌照的新律師, 在應徵事務所時,志向變得非常小。

「很多人告訴我說,他只想要一份安定的工作,問到後來我都發脾氣了,」三十五歲就獨當一面、一度雇用二十多位資淺律師的謝穎青對這一代新律師普遍沒有大志向,忍不住說出重話。

台灣的律師真的太多了嗎?對昔日貴為四大名師的這一行專業,難道真的走到了發展的瓶頸了嗎?

其實,國內目前登錄的律師總數不過四千位左右,以絕對數字來說,每一萬名國民才分配到一.六位律師,比起日本(已開發國家中律師比例最低的)的每萬人就有二位律師,其實還有很大的距離。

律師走到今天這一步,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近十五年來,高考及格的律師人數激增。第二,是台灣律師服務市場的狹窄。

先分析第一個原因。根據律師公會全聯會前理事長古嘉諄律師的分析,光是每一個律師都必須登錄執業的台北律師公會,一九八九年會員總人數820人,一九九九年激增

2424人,十年幾乎增加二倍。

另外一個結構性原因,是律師業服務的市場,本身太過狹小。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的統計,「法律服務業在公元二千年之服務對象,個人對律師服務需求的市場僅佔二八%。」

換句話說,在台灣,律師的需求,主要的客戶還是企業。「但是近年來,企業外移,對無法在大陸執業的台灣律師,客戶減少的效應,也造成律師服務業很大影響,」幾位接受採訪的資深律師都不約而同說出這個現象。

車開進台商雲集的江蘇省昆山市,整個城市像個超級大工業區,廣袤平整的大片工廠,一望無際。據稱台商聯誼會就有八百多會員。這八百多家台商聘用的律師,都是大陸本地訓練執業的律師。連昆山的鄰近科技大城、千年古都蘇州,是明基電通的大陸總部,其總經理辦公室就有一位專屬明基的律師。

台灣的律師市場,既然受到這樣結構性的箝制,很多有心的律師也在深思,如何解套,如何創造更大的服務市場?

出生在美國、娶台灣妻子的陳文俊律師,就認為,律師對自己的專業定位清楚,是領先同儕的不二法門。他以美國人、卻中英文俱佳的專業能力,加上十六歲就到大陸留學、親眼目睹中共文化大革命、最近二十年又在台灣長期生活執業的經驗,熟諳海峽兩岸的文化以及法律,特別專攻企業購併的公司法領域,「我熱愛台灣,我甚至取了台灣太太,我當初來台灣原來只計畫呆一、兩年的,現在台灣是我的家了,但是我的業務必須經常跑北京、上海,」主攻跨國企業合資案的公司法領域,跨三種文化的優勢,使得太穎的謝穎青都打算找陳文俊談合作。

其實美國法律學者Alfred Reed早就指出,「律師業務的工作的多樣性,不比醫師低。」

但是長期以來,台灣的律師只有一種單一的律師執照,不像醫師一樣依其專業領域,例如耳鼻喉、氣喘過敏等次專科,做比較獨特、細部的切割。

「時代變化的太快,律師的專業如果太紛雜,會根不上時代,甚至跟不上他的客戶,」太穎律師事務所的主持人謝穎青警告。

原本是市立師範學院的范曉玲律師,從哈佛和紐約、矽谷歷練回台後,雖然升上初級合夥律師的「寶座」,但是常常覺得被時間追著跑。因為她專攻智慧財產法領域,「科技日新月異,我可以作為工程師和法官之間的橋樑,但是花在每一個案子的時間精力,實在很難計算,有時累到想,乾脆不要在事務所上班算了,到高科技公司擔任法務經理,工作時間不必那麼長,待遇也不見得比較差,」范曉玲感嘆。

不過,范曉玲也肯定,目前台灣律師最該做的,就是不斷深化自己的專業領域。「學無止盡」過去,台灣淺嚐即止的所謂「各級法院智慧財產權專股」,如今看來,完全不能符合客戶的需要。

像高科技廠商不斷興訟,企業作為箝制競爭者的重要攻擊兼防禦的經營策略,在當今民主法治的社會體制下,又不能禁止其不互相告來告去,那麼,新時代的律師應該做什麼?

受訪的幾位律師都指出,如果法官是整天待在象牙塔般的各級法院,維持其「上帝般公正」的清廉,那麼IP律師無疑就是唯一可以把艱深的資訊工業技術術語,用「普通人懂得語言」說給法官聽的唯一人選。

「我常告訴客戶,說給我聽的懂,法官才有可能聽得懂,」范曉玲說,無論律師服務業今後多麼競爭,大牌、有專業的律師,還是所有客戶爭相聘用的。

「現在我只有努力把我的專業再提升,」范曉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