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寫作與生活

 

 

 

 


作家的寫作與生活
邱德祥/攝影

 

 

 

【楊佳嫻/報導】

間:2005919

點:聯合報第二大廈九樓會議室

辦:聯經出版公司、聯合報副刊、上海市作家協會

主持人:林載爵

上海作家:王安憶、趙長天、趙麗宏、王小鷹、楊遺華

(陳村)、沈善增、蔣麗萍、孫甘露、孫顒

台灣作家:黃春明、李昂、楊照、張曼娟

由國家來照顧的
「最後的貴族」

上海曾經是中國現代出版業最發達之處,加上大大小小的報刊,以時代與商業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編輯行業,以及所開闢出的公共空間,科舉廢考後容納了那些必須謀生的文人們。時至今日,經過劇烈的政經文化變革,開放後「復出」的上海,夾帶著天生的發展潛力,迅速地成為大陸上最繁華的都市;時代的變化中孕育了不少優秀作家,圖書出版業也極為活潑熱絡。

不久前應邀來台訪問的上海市作家協會成員,以中生代作家為主,台灣讀者熟悉的王安憶擔任團長,與台灣北中南三地的讀者進行交流。目前,不只是台灣讀者可以讀到大陸作家作品,大陸也同樣地開始引進台灣作家,把戰後台灣璀璨的文學發展介紹給彼岸讀者;這些「精神的交通」雖然還不是非常全面,卻等於是為兩岸文壇和熱愛文學的讀者開了一片窗,瞭望另一種風景。這一場座談,讓上海作家和台灣作家面對面,正可以交換彼此對於寫作和生活的態度,從中可以看到兩岸之「異」,以及創作心靈之「和」酖酖「異」的部分造就了各自的特色,「和」的部分則是閱讀與感受的基礎。

以客為尊,林載爵請台灣讀者熟悉的王安憶先發言。由於身兼訪問團團長的職務,王安憶從來訪上海作家的共同點談起。首先,他們都是新時期文學中(指共和國建國後的文學)成長起來的;再來,他們都可算是真正的上海「鄉土派」作家,「現在上海比較發達,寫作的人多,相關的文字作品也多,但是什麼算是真正的『上海文學』呢?什麼樣的作家才算是『上海作家』?這次來訪的團員,全都是在上海出生、成長、受教育的,成年後的生活和寫作活動也幾乎都在上海,因此才說是『鄉土派』上海作家,本根就在這裡的。」

第三呢,是團員基本上以寫小說為主,當然也有人寫詩、寫散文,但以小說為大宗,而且強調介入現實的精神;「最後一點是很特殊的,我們都是真正的職業作家,專職寫作,由國家來照顧,而不必像後來的作家們讓銷售量來考驗你的去留存續,」王安憶笑說,這樣的「專業」已經取消了,「就這個層面上來說,我們可算是『最後的貴族』了」。

「我們都沒有受過太好的教育,文革期間都下過鄉,少數的幾位大學生也都是文革後才趕上課業,年紀上早就過了一般大學生青春燦爛的年紀了。」感嘆中卻又有另一番自信:「因此,我們的寫作動力、營養、材料,全都來自生活!」

只要有字的,
農民就送來給下鄉青年讀

台灣出席作家中年歲最長、閱歷最多的黃春明,對於王安憶說寫作從生活中來,極有同感:「生活是寫作最厚實的支撐,通過生活的試驗,也往往昭示著一個人的尊嚴、培養一種可貴的責任感,這都會轉化成精神的根據。」除了生活,閱讀也是使寫作豐富的一大來源,少年時代,圖書館中蒙塵而未曾被嚴密封鎖的禁書,就曾帶給他深沉的感動:「至今我還記得仰頭看到書架上層,一大捆舊報紙包著似乎是書的東西,登高一看,不得了,用紅墨水大大地寫著『禁書』兩個字呢。拆開來看,許多不曾聽過的名字跳出來,魯迅、沙汀……,而裡頭是刻畫了那麼多可憫的臉孔!」看了那些底層小人物的故事,黃春明說:「從此我不再為自己哭泣,因為我知道世界上有比我更值得憐憫的人。而這份憐憫的情感,也成了寫作動力。」

聽了黃春明的發言,趙麗宏格外有感觸。「文革期間下鄉,被安排在上海附近的農村。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被安排到鄉下和農民一起勞動,真有不知道前途在哪裡的淒涼感。」雖然他也感覺到了農民們的善意,怕他做不來粗活,總是把最輕鬆的活留給他;但是,對趙麗宏來說,體力上的疲累不打緊,而是那一顆想讀書的心沒有得到撫慰。後來,農民們知道了他的願望,居然每個人都把自己家中能夠找到的書籍,全都送來給他。

「大家可能都想不到這些識字不多的農民家裡藏有怎樣的書,有人給我送來了《紅樓夢》,有人給我送來了《福爾摩斯探案》,甚至還有王度廬的《臥虎藏龍》,不過因為他們是只要有字的就送來,所以我也收到了黃色小說。」然而,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個寒冷冬夜,一位形容枯槁、拿厚布兜頭包著的八十幾歲老太太,走了好長一段路,給他送來一個布包,塞到他手裡後就走了。打開來是書,外面都破朽了,補上了新皮,又產生了許多折痕,翻開來看,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曆書;「那當下的心情真不知道如何去描述,我知道這老太太是不識字的,文書上簽名都以按手印代替,因此她恐怕也不清楚拿來給我的是什麼,只是知道我想讀書,而家中這個東西是有字的!」

城市會因為作家而變得不朽

張曼娟則說,「我相信好的文學作品,會讓人對作品中描寫的地方充滿想像。」剛剛從布拉格旅行回來,在那裡遇見了兩件令她震驚的事情,一是在布拉格附近小鎮被人持槍搶劫,所幸沒什麼大礙,「另一個是,我發現原來整個布拉格都在販賣卡夫卡,他住過的房子,走過的路,小說內的場景,都成為熱門觀光景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熱衷地想從這座城市的細節捕捉偉大作家的靈光。」因此,張曼娟認為,被許許多多成功的文學作品保存下來的上海各個角落,也會因此變得更有味道,城市會因為作家而變得不朽。

本名沒什麼人知道,筆名「陳村」在大陸年輕人之間卻非常紅火的楊遺華,則以戲謔的口吻說,在座四位台灣作家,他都是在書上認識了,第一次看到本人,其他像是白先勇、李敖等作家,也都是熟悉的,「現在趁著李敖走了,咱們剛好趁虛而入。」他提到,王安憶在大陸是重要作家,一本小說頂多十幾萬冊,少年作家郭敬明卻銷到百萬冊,這是因為年輕讀者的感性方式已經改變了,對文革故事感興趣的人也少了。對年輕人談鍾阿城或王朔,倒不如談安妮寶貝或郭敬明來得有反應。

生活幫助了寫作,閱讀和
寫作也幫助了解什麼是生活

相對於上海作家們的農村經驗,楊照坦承:「我是完全在都市長大的,沒有真正的農村經驗,但我不認為這對寫作來說是個大缺憾。」因為,「不只是生活幫助了寫作,閱讀和寫作也幫助我了解什麼是生活,包括別人的生活。」

童年時代在台北雙城街長大,那裡非常靠近美軍顧問團,不過當時的楊照還不知道這樣的城市地理所代表的意義。「當時我看班上聰明的女生都在看《小婦人》,在書展上我找不到這本書,只找到《小寡婦》,應該差不很多吧,就買回家看了。」《小寡婦》是黃春明著名小說,寫的正是那些服務美軍的吧女,楊照是直到看了這個小說才知道雙城街妖嬈風景、多語環境的背後意涵,「是文學作品讓我更了解我的生活週邊,閱讀使我面對任何一個人的豐富生活,都不感到慚愧。」而長久以來他一直想寫篇小說,寫一個人午睡醒來出門,一切如常,卻一切都不對了,沒有半個人在街上,沒有任何移動中的物體,怔了好一會,揉揉眼睛後突然發現人和車又慢慢地回到街道上了,彷彿方才的空白從未發生酖酖其實是這人遇上了所謂的「萬安演習」了,每年有三十分鐘,台北會成為一座靜止的城市,這種荒謬感不必小說家創造,早已經存在了,他希望能把這個荒謬的經驗寫下來,提醒人們生活中的不思議。

早年也是「先鋒派」一員的孫甘露說,確實,人不可能經歷一切,很多知識是從書本中來的,馬拉美曾說「世界是為了成為一本書而存在的」。「很弔詭的,以前總覺得寫不出自己真正的感受,反而寫別人的故事容易些,但是試著表達自己生活過的東西,仍是作家永久的考驗。」

許多文學作品
匯集成了都市的多變性格

李昂提起前陣子為了法國那邊委託的寫作計畫,到上海去調查娼妓情況的經歷,「我請當地的台商朋友帶我去見識,在一個豪華昂貴的K房(唱歌的包廂)中挑選小姐,我選中的那位小姐說她認得我,因為看過台灣的電視節目,知道我很關注與她們相關的議題。」她說:「過去王安憶曾告訴我,上海不是只有《上海寶貝》中寫的那種情景,還有很多辛勤小市民在弄堂里巷中過著常民的瑣碎的生活,這我很同意,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上海也不僅僅是弄堂小市民,它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各種綺麗的景象、慾望的流動,都是存在著的,我也希望可以呈現這一面的上海酖酖而且,我現在已經開始把小說角色放到上海去了,那是一個多麼好玩又燦爛的地方,理應發展故事。」

上海和台北都是多面貌的都市,作家們寫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部分,許許多多的文學作品匯集成了都市的多變性格。如同沈善增說的,現在大陸上有一種說法,說是看五千年歷史就看河南,看兩千年歷史就看山西,看八百年歷史呢,是看北京,要是想知道這一百年中國歷經了多劇烈的變化,看上海就得了!

2005/10/09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