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與音樂夢

                                                                   【焦元溥】

　　「身體鍛鍊使人冷酷，科學推理讓人孤僻；音樂則是二者折衷。音樂雖不能激勵品德，卻具有防止法制凶暴面的效果，並使心靈享受到惟有通過音樂之助才可能獲得的教育。」

　　當孟德斯鳩在《法意》中論析希臘教育，討論寓教於樂，以音樂補法制之不足時，或許他未曾料到現實世界「棄法從樂」者，比例竟高得令人驚訝。一是情感的藝術化表現，一是社會的強制性規範，音樂與法律之間的微妙關係，除了制禮作樂的周公，可能只有這些法律逃兵才能說得清。

　　許多音樂家都曾因「某種因素」而學過法律。可想而知，這「某種因素」其實多是父母壓力（除了莫札特--我真不知道他在薩爾茲堡為何學過法律和神學！）。不過，他們後來還是選擇了音樂。

　　有些人，像泰雷曼（G. P. Telemann），因無法忍受自己攻讀法律的萊比錫大學，音樂水準其差無比，索性親自「下海」，救蒼生於水火。

　　有些人，像優柔寡斷的柴可夫斯基，奉母之命學法律根本是錯誤中的錯誤。

　　另外也有些人，若繼續學習法律，還真不知會學成什麼樣子--如法國作曲家蕭頌（E. Chausson）。蕭頌以四十四歲英年辭世，死因全球罕見----騎腳踏車誤撞路樹而亡。如果他真當上律師或法官，後果不堪設想。

　　當然，也有像舒曼這樣的神奇例子。這位文采斐然的法律學生，欲和老師之女克拉拉成親遭拒；事態鬧僵後決定按兵不動，待克拉拉成年竟狀告老師「妨害婚姻」----最後還獲得勝訴！是音樂史中將法律學以致用的離奇案件。

　　除了這些失敗例子，自然也有學習「成功」者，貝姆（Karl Boehm）就是最好的證明。貝姆自幼天資聰穎，音樂才分奇高，但父母顯然不把後者當一回事，逼迫小孩研習法律。貝姆也真是乖巧，二十六歲就拿到法學博士。畢業典禮後他將博士袍一扔，進歌劇院指揮華格納《飄泊的荷蘭人》。「我學法律全是為了父母，現在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了！」這個決定造就了二十世紀後半最偉大的指揮巨擘之一，也是當年卡拉揚在藝術上的少數對手。

　　或許也不能怪這些父母如此看重法律。韓德爾奉父命學法律，幸好其音樂天分早獲他們的貴族雇主肯定，方能持續發展。韓德爾之父不識音樂，此舉尚情有可原，但連鼎鼎大名的巴赫，生了二十個小孩，什麼人不好逼，就偏偏去逼最傑出的兒子C. P. E.巴赫埋首法條。只是造化弄人，小巴赫最後還是以音樂成名。這些父母不見得不喜歡音樂，更不見得對法學有何深刻認識，只是相較於音樂，學習法律似乎容易謀生得多。不只韓德爾，指揮家馬克拉斯（Sir Charles Mackerras）和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都是這種思考下的受害者。

　　但話說回來，法律既是生活的一部分，有那麼多音樂家曾走過這一條路，也就不足為奇了。馬克拉斯以嚴謹為人敬重，史特拉汶斯基寫譜更一絲不茍。也許早年被迫學習法律的陰影，在周密思維訓練下終能轉成人生中的陽光。音樂與著作權的進展，也是現今極為重要的法學議題。只是看著當下各方政治領袖，玩弄「法制凶暴面」不遺餘力的猙獰模樣，讓人不禁感歎孟德斯鳩真是對的：音樂不只是教育，或許更是「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下，人民心靈的唯一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