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交35年 白先勇 齊邦媛 文學不了情
【聯合報╱本報記者王盛弘、賴素鈴、梁玉芳】

她讚:《台北人》有早慧的冷靜 每次讀都有新感受

他嘆:《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延續文學的一線香火

白先勇(右)與齊邦媛總有說不完的話。那一夜暢談,很鬧,也很樂。記者張天雄/攝影

作家白先勇說只要和齊先生(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齊邦媛)一見面,兩人總是嘀嘀咕咕說個沒完。兩位文學界的大老,說不完文學的相知惜,對時代的感喟議論,還有那代人走過戰亂而今回首望去的感懷。

 

白先勇進行多年的《白崇禧傳》、齊邦媛近年專注書寫的回憶錄,都投注了對父親及家國大愛。當這對文壇知交聚首,說歷史、談文學、講傳承,教人看見那代知識分子關心的、行動的,是比自己更大更重要的事。

 

問:白先勇一九六○年與台大同學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齊邦媛當時怎麼看這批年輕人?

 

齊邦媛(以下簡稱齊):寫作是熱忱,熱忱是一個整體氛圍的問題。他們當年辦《現代文學》,我和殷張蘭熙做筆會英文季刊譯介台灣文學作品,都有好大的熱忱;這個熱忱在現在的台灣比較少了。

 

我一九七○年回到台大教書,(白先勇:我一九六三年到美國。)我跟先勇第一次見面,已經是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二年很有意思,筆會英文季刊開始,我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書評書目》創刊、林文月翻譯《源氏物語》都在那年。

 

白先勇(以下簡稱白):那是黃金歲月,我們都好年輕。那時候,文學對我們來說是大寫的,是一種尊敬跟虔誠。這個態度我到今天都沒改。

 

齊:我最近把你一九七一年初版的《台北人》又看一遍,真的不一樣。五十歲、六十歲、八十歲時看,都不一樣。

 

白:我也在做功課,這兩天都在看你編的《最後的黃埔》。

 

齊:這本書也是我多年心願。我覺得《台北人》從各種角度寫他當年所了解的各種初來台北時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性,有超越了他年齡的冷靜。

 

先勇,其實你在那麼年輕就已經說了很多清楚的話。我發現《孽子》寫眷村寫得非常之好,你講講你一個將軍之子怎麼寫出勤務兵那樣的題材?

 

白:(笑)從我父親的副官,故事聽得多了。《孽子》是《台北人》的延續,我寫的大部分是被大歷史篩選了到台灣來的這群人,他們的命運完全不能掌握。他們各種很特殊的心態,我可以理解。

 

齊姊,我寫的時候,完全沒任何象徵寓意,現在回頭看,怪了,好像在講台灣的命運一樣:最底層的台灣人的悲情、外省人的悲哀,結合起來的一本小說。

 

白先勇廿多歲就寫出影響深遠的《台北人》。圖/白先勇提供

齊:這中間有些道理,你才廿多歲,為什麼寫得出來?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現代文學》催稿!

 

你命好,歐陽子(以評論白的小說聞名)跟你有同樣的思想高度,她看得懂,很快就能解釋故事裡沒有呈現的事,她把你說不了的話都說了。

 

《台北人》能被一般人接受很重要,對來台灣的這些外省人,《台北人》是個發言。先勇,你《台北人》出得是時候,到現在有卅年的好日子,而且有許多人研究,我相信會流傳。「流傳」很重要!

 

白:所以選本很要緊。如果沒有《昭明文選》、《唐詩三百首》,很多古典文學經典就很難流傳下來。齊先生,你曾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也很重要。

 

齊先生對台灣文學的愛惜、呵護的心情,很少人有了。她看文學的開放性,一方面當然是她的人生觀、西洋文學理論的訓練,還有她對台灣文學的「不了情」!中國大陸文革導致空白斷層,台灣文學在當時浮起來,有如一線香火。

 

齊:會稱為《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是因為當時的時空環境。國立編譯館推出英譯本,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發行,從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二年,是美國大學了解台灣文學的重要素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王德威與我主編的台灣文學系列廿本小說等,希望將來海外後代尋根時,是可以找到的記憶。

 

我們那時選的是台灣的文學作品,但現在的台灣文學研究圈子說書名寫的是中國,對岸那邊又說裡面講的是台灣文學;兩邊都不認,也許就在海上漂流吧。我的悲憤就更多了。

 

白:若干年以後,台灣、中國都無關宏旨了,只有文學作品留下來。《詩經》有鄭風、魯風、齊風,管它哪一國風,記得最美的詩就好了!當年那些國家打來打去,誰記得?

 

【2007/08/07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