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身影 陳文茜專欄-哭牆北京城     轉載自中國時報  2005

  今年七月一日,北京市府招待外國使節到一棟古城門前的老建築物參訪。這種古建築在北京不算稀奇,舊城中的胡同,兩層樓式的四合院。

  一九四九年,北京據統計共有胡同七千餘條,到八年代末剩三千九百條,到九年代只剩下一千二百條。賓客們走至庭院裡,不進大門,直接進了二樓樓閣。四合院的高建築已被挖空,賓客們沿著北京獨有的泥灰色窄道,一邊走動一邊聊天;惟一奇特的是中堂圍著欄杆,一團黑,什麼也看不清。牆邊的燭光跳著火,像紫禁老城裡某一間威嚴蕭瑟的衙房,北京市府想做什麼?賓客們納悶。

  突然,一陣寂靜。主人宣布請現場的賓客屏息以待,數秒鐘後,燈全開了。一個「大北京規劃」的模型,佇立眼前。古老的舊城在東邊;新北京在西郊區。北京宣佈了「新北京城市大計劃」,把市中心搬到西郊區,二年完成,古新並陳的新北京,規劃者年齡不到四十歲。

  我們常談古蹟保護,台北短短歷史的迪化街該不該拆遷?香港移民的城市,何必論古蹟?北京城是人類「地球表面上,最偉大的個體工程。」「整個城市深浸於禮儀、規範和宗教意識之中。」(美國建築學家,E.N.Bacon) 從馬可孛羅感嘆的元大都開始,北京閃爍的琉璃瓦與灰紅並陳的平民四合院,一直是「世界之最」。自一四五年至一八○○年間,北京為世界上同時代城市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佈局最完整、建設也最集中的封建都城。這樣偉大的老城,保護「古蹟」,理所當然,怎麼可能發生爭論呢?

  但是北京五十年來的城市徘徊,說明了任何古城的想像與再造,都是一場豪賭。正如人生沒有意外,懦弱、瘋狂、盲目,所有的抉擇都會在人生中沉澱,包括一座城市。今天「二年新北京城市規畫」,好似個創舉,五十年來的北京城市規劃爭論,直到前年才有個了結;但它卻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梁思成等人在中共建國第一天,就已提出的藍圖。

  五十年來北京沉浸於已逝的上萬個歷史事件中,每個築夢者都呢喃他迷離的夢,每一個摧毀者都毫不猶豫地摧毀它的過去。活在北京的人和外人不同,看待胡同像看個匿名的黑暗世界,舊城門擋住了交通大道,那古老的城牆一度曾在「大躍進」時期,成了令人厭惡、毀滅性的體系。水管不能鋪,地下電纜不能走,抽水馬桶化糞池不能裝,作家王朔寫了一篇文章《煩胡同》:「我家住的那一帶俗稱朝陽門城根兒。胡同裡的居民衣衫襤褸,面帶菜色有什麼快樂可言?胡同裡天天打架、罵街。」對胡同老居民,古老的歷史想像,像個奢侈的意念商品,「總不能叫我們嚴冬裡,老走到院子外的胡同口大便吧?」

  北京是個不是被過度讚美,就是被詛咒至極的地方。一二四六年開始建造的元大都到了一九五八年毛澤東「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後,全變了樣,成封建殘餘。空想、蠻幹的時代,北京還曾瘋到想拆故宮。「拆故宮」?這在任何一個平靜的年代,正常的人類都不可能想像的事,卻在北京50年代發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北京共拆了四二六座寺廟,五三八一件佛像,化成金屬文物,重約五百餘噸,只為支援工業。

  大躍進時期的「北京規劃說明草稿」出現了驚人字樣:「故宮要著手改建」。具體「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份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圃」,這還不打緊,劉少奇與彭真都說了「故宮是給皇帝老子?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大樓?」

  我的老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寫二十世紀簡史,書名「極端主義的年代」。簡單說,人類歷史曾經有那麼一大批瘋子,幹了瘋事,說了瘋話,並且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一九五八後中國很長時期,活在那樣的瘋狂狀態。直至大躍進帶來經濟崩潰,全國「城市規劃」喊停,北京言午多專案停滯,並且動員四十二萬人自北京返回農村,才保住了今日的故宮紫禁城。

  故宮逃掉了,老城沒逃。一九六九年間,北京還是拆掉了好幾個老城牆。昏黃的北京天空下,年輕人被號召於「深挖洞」的行動中,中學生們使勁地破壞,五百年的城牆磚土,堆起來等於十二個景山,用二十節十八噸的列車,每日運送一次,要八十三年才能運完,卻在一個瘋狂的年代,迅速剷平了。北京城牆被肢解,像一個活了太久的老人,皮筋都給剝了。棄土,被就填於西北城牆外的太平湖,直至這口比中國更古老,作家老舍不堪文革凌辱投湖自盡的水潭,全被填平,消失殆盡為止。歷史沒了,老舍徹底沒了,湖也沒有了。

  共產黨是天生的無知瘋子嗎?「理想與瘋狂」的辯證,往往只在一念之間。一九四八年,解放軍剛進北京城,全不是這個模樣。他們在清華園裡綁紮雲梯,演習巷戰,只為攻城前的一件事做準備。共產黨中央嚴令部隊攻城時必須保護文物古蹟;1218日晚上,一位解放軍幹部見了梁思成;請他在地圖上注明,老建築的歷史與藝術價值,並繪製「北平古建築地圖」。梁思成對中共當然從此「一見傾心」,只是萬萬想到不到十年後,同樣一批人成了拆北京古城牆最大劊子手。

  歷史總是如此,每個人與時代總不斷出賣自己,推翻自己曾信仰的,破壞自己曾追求的;而且從不缺口號。時代那麼善變,尤其對一群無法面對自己的人。

  當北京再提出「二年城市規畫」時,這個與五年代相同的名辭已經與過去的內涵完全相反,承認早就存在的事實。百分之五十的商業與交通集中在中心區,像個「攤大餅」般,北京毫無指望。

  歷史晃了一圈,回到原點。

  整個中國垮掉的一代,就為了學習一個初始已知的道理。總是得錯到一個地步才要回頭。它重複於各種不同的情境中,我們的、大陸的、迦薩走廊的、日本的。一切的重複,只因「人明明知道該怎麼做,卻太貪也太偷懶,太慣性」,北京一位建築史專家這麼說著。五年代的中國,不敢移至西郊?
個新北京,等一切都錯了,才又回了頭。這一錯,卻又是錯過了半個百年頭。